那年的夏天特别漫长而湿热。
十八岁那年，高考成绩揭晓，卷子上的数字像是一记重重的闷棍，彻底打碎了我对象牙塔的所有幻想。看着同班同学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默默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坐上了开往南方沿海城市的长途汽车。
那是一个南方沿海城市的小镇。镇上到处是耸立的民房和密密麻麻、走马灯式的霓虹招牌。空气里终年弥漫着海水咸腥与烫斗蒸烫布料的湿热气味，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既无技术，也无学历，几经折腾，最终进入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制衣厂，从最基础的车位工开始学起。
制衣厂的车间里，几十台缝纫机日夜不停地发出“嗒嗒嗒”的轰鸣声，成堆的衣片像小山一样堆在工位旁。
坐在我左手边工位的，是一位姓莲的大姐。她快三十岁了，长得并不算惊艳，皮肤是南方海边常见的微黑，但眼睛明亮，说话温温柔柔，人缘极好。厂里的老乡和工友都喜欢找她聊天。
我刚来时手脚笨拙，踩踏板掌握不好力度，缝纫机针头几次差点扎到手指，线头也总是绞成乱糟糟的一团。莲姐见状，总是耐心地停下手中的活，凑过来手把手地教我怎么踩踏板、怎么对齐衣缝、怎么过弯道。
十八岁的小伙子，初入社会，孤独又敏感。莲姐身上那种成熟女性特有的温存与关怀，像是一缕清风，吹进了我干涸又迷茫的心里。
为了答谢她，平时厂里发货、搬成堆重物时，我总是抢着帮她干；夏天车间里热得像蒸笼，我从厂外买冰镇汽水或矿泉水时，也总会顺手给她带上一瓶。看着她接过水时对我绽放的笑脸，我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意。
日子久了，那份暗生的情愫在缝纫机的轰鸣声中愈发浓烈。
有一天中午吃完饭，车间里没什么人，我鼓起勇气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：“莲姐，我挺喜欢妳的。”
莲姐听了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与宠溺。她伸手在我脑门上轻轻点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傻小子，瞎说什么呢。我都结婚几年了，孩子都上幼儿园了，年纪比你整整大了一圈呢。以后啊，别叫我莲姐了，叫我‘姨’，我叫你‘小弟’，听见没？”
“姨”这个称呼，硬生生地在我们之间划出了一条伦理的界线。从那以后，我嘴上喊着“姨”，心里却依然把她当成自己年少岁月里最渴望触及的光。
工位离得近，闲暇货少的时候，我们常聊天。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：“姨，怎么从来没见妳老公来接妳？他在哪儿上班？”
莲姐叹了口气，眼神飘向窗外密麻的电线杆：“他也在外面打工。以前他也学过车缝，但他手脚慢，一天下来做不出几件衣服，赚不到什么钱，后来就跟着老乡去东南沿海的码头那边做杂工了。那边干的是体力活，苦得很，我就没跟着过去。”
后来，我从她的老乡口中听到了更多关于她婚姻的细节。
原来，莲姐的丈夫生性极其多疑，心眼狭小。因为两人分居两地，丈夫总觉得妻子会在外面做对不起他的事。隔三差五，他就会打来电话“查岗”，稍微接晚了或者背景音里有男人的声音，电话那头发过来的就是一顿铺天盖地的猜忌与谩骂。莲姐性格软弱，每次挂了电话，只能一个人偷偷抹眼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