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帆转到市里那所小学之后，起初还算安分。他心里明白，这所学校比厂办小学“高级”，也隐约觉得自己是靠着母亲托关系才进来的，所以头几个月，他一直缩着，不多说话，不惹是非。
可孩子的世界，从来藏不住秘密，尤其是大人嘴里那些含含糊糊的话，经过孩子之间的传递，总会变得更直白、更刺人。
小地方的世界也很小，班里有个男孩叫宋子昂，是王帅的外甥，家里做点小生意，日子过得宽裕，加上舅舅在市里有头有脸，说话向来带着股子居高临下的劲儿。宋子昂不知从哪儿听来了大人饭桌上的闲话——他舅舅公司里新来的那个“沈姐”，家里男人下岗了，自己也曾经和厂长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如今又跑到舅舅公司里，饭局上被人摸大腿也不吭声——这些话原本是大人酒后的谈资，落到一个十岁孩子嘴里，却变成了最直白、最恶毒的武器。
一开始是几句阴阳怪气的嘲讽，说陆帆“你妈是不是跟我舅舅有一腿”，陆帆听不太懂这话里的分量，只觉得刺耳，涨红了脸，梗着脖子否认。可宋子昂越说越来劲，见陆帆生气，反倒觉得有趣，拉着几个同学一起起哄，编排得越来越难听，甚至扯上了张鸣的名字，说陆帆的妈妈“傍上了两个老板”，说陆帆是“靠女人养活的没出息”。
那天中午，趁着课间操前的空档，宋子昂又当着一群同学的面，把这些话翻来覆去地说了一遍，末了还加了一句：“你爸是不是也知道啊，还是压根不敢管？”陆帆是在这句话说完之后动的手。他后来跟母亲说不清那一刻是怎么回事，只记得自己脑子里“嗡”地一声，眼前发黑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把宋子昂按在了地上，拳头一下一下地砸下去，周围同学的尖叫声、老师赶过来的喝止声，他一句都没听进去。
等被老师拉开的时候，宋子昂的鼻子已经流了血，一只手腕肿了起来，后来去医院一查，是骨折。
沈薇是被学校电话叫去的时候，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。
她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宋子昂的母亲正抱着儿子哭天抢地，见了沈薇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又惊又气：“你就是那个……沈姐？”她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，眼神里却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幸灾乐祸，“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吧！”
沈薇看着病床上打着石膏的孩子，又看看陆帆——他站在墙角，低着头，浑身发抖，眼睛却倔强地没有掉一滴泪。她心里又疼又乱，却顾不上细问缘由，只能一个劲儿地陪着不是，说着“对不起”“一定负责到底”“孩子不懂事”之类的话。
后来学校把双方家长叫去谈，校方的态度很微妙——一边说“两个孩子都有责任”，一边话里话外透着“这种影响不好的孩子，是不是该考虑转学”的意思。沈薇听得心惊，她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——陆帆好不容易转进这所学校，要是再被退回去，这一路的折腾、那三千多的赞助费、那双一百二的球鞋，全都成了笑话。
沈薇后来才从别的家长嘴里，拐弯抹角地打听出宋子昂骂陆帆的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——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脸上却不敢露出一点异样，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
真正让她低下头的，是那天晚上她主动找到王帅家里去的时候。
她原本想着，这件事无论如何要私下解决，一旦闹到警局、闹到学校处分，陆帆这辈子的学籍档案上都要留下污点。她提了两条烟、一箱当时时兴的营养品，敲开了王帅家的门。
王帅倒是没有为难她，只是让她坐下，语气还是那副生意人惯有的客气，可话里话外，却比在公司里说话时多了几分不加掩饰的审视，像是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把她重新打量一遍：“沈姐，这事儿吧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孩子手腕骨折，这一耽误就是几个月，功课、复健，都得花钱。”沈薇陪着笑，一句一句地服软：“王总，都是我们家孩子不懂事，是我们的责任，赔偿的事，您开个数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凑齐。”
“沈姐这话说的，”王帅摆摆手，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却有一种沈薇再熟悉不过的、掂量的意味，“子昂这孩子也是听了些不该听的闲话，跟着瞎说，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育他。不过，”，他话锋一转，“你们家陆帆下手也着实有点重。子昂那孩子我看着长大的，他妈一直把他当个宝，我也很难办啊。”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，却像一根针，精准地扎进沈薇心里最不敢碰的地方——他这是在提醒她，这场架打起来的根子，是她自己招惹出来的那些闲话，她此刻能做的，除了赔钱，还得连带着把这份难堪，一并咽下去。
那天晚上，她低声下气地陪着说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话，答应了五千块钱的赔偿，外加往后逢年过节该有的走动，才算把这事平息下去，换来王帅一句“这事就算过了，学校那边我托人打个招呼”。
从王帅家出来，已经是深夜。沈薇走在空荡荡的街上，冷风一吹，她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是冷汗。
五千块钱，又是五千块钱，跟当初转学交的赞助费一模一样的数目，像是一个轮回，狠狠地嘲讽了她这一路以来所有的努力——她转学，是为了让陆帆不被人看不起；如今赔的这笔钱，恰恰是因为陆帆被人看不起了，才不得不打的一架。
她想起陆帆那天在医院墙角低着头、浑身发抖却不肯掉泪的样子，忽然觉得一阵钻心的疼——这孩子，才十岁，却已经要为大人世界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账，付出这样的代价。
她掏出钥匙开家门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插了两次才对准锁孔。屋里，陆敢为坐在黑黢黢的客厅里，没有开灯，也没有问她去了哪儿，只是问了一句：“解决了？”
“解决了。”她说，声音里听不出一点情绪。
那天夜里，她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反复想着一件事——存折上剩下的那点钱，这一下，又要见底了。而她那个“熟人牵线”的、更绝望的念头，也终于第一次，清清楚楚、毫不留情地浮现在了她眼前。
没人能帮到自己，娘家那边，弟弟自己厂子也塌了，一家人挤在两间平房里，自身都难保。
她坐在窗前，坐了很久，脑子里忽然又冒出那个她一直不肯细想、却始终没有真正抹去的念头——张鸣。
“每个月再额外给你们夫妻一些生活补助，当然是我个人名义给的，你觉得如何？”张鸣的话在耳边盘旋。
她忽然觉得，这或许是唯一还没有真正走投无路的一条缝。至少，这条路她知道价码，知道对象，比起把自己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好歹还算是一个“熟人”，而张鸣这个人，自己也没那么讨厌。
她换了身还算体面的衣服，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，忽然又想起自己下岗那年、走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时的那种感觉——原来人到了绝路上，翻来覆去，能想到的办法竟然还是同一套：找一个有权有钱的男人，用自己去换一点余地。她苦笑了一下，锁上门，往厂里去了。
厂区已经很久没来过了。她沿着熟悉的路走，却觉得处处都陌生——厂门口那两排常年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，如今疯长得没了形状；传达室的窗户上落了层灰，玻璃裂了一道缝，也没人管；厂区大喇叭的电线杆子还立在老地方，喇叭却早就没了动静，像一张永远闭上的嘴。
她一路走到厂部办公楼，楼道里空荡荡的，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响得格外清晰。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她推开一条缝，屋里却是几个陌生的面孔——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正在清点账册，纸箱子堆了一地，墙上那几张厂长跟市领导的合影，已经被摘了下来，斜靠在墙角，落了灰。
“同志，你找谁？”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抬头看她，语气公事公办。
“我找……厂长。”沈薇的声音有些发虚。
“哪个厂长？”对方愣了一下，随即像是明白过来，苦笑了一声，“厂子上个月就正式宣告破产了，清算组进驻了，现在这儿是清算办公室。你说的那个厂长，人早不在这儿了。”
“那他……去哪儿了？”
“这我可不清楚，”对方摆摆手，语气里带着一点不耐烦，又有点说不清的怜悯，“厂子都黄了，谁还管谁去哪儿。听说他自己也被审计出点问题，具体我们也不清楚，反正现在，他什么都不是了。”沈薇站在门口，一时竟没有挪动脚步。
她后来又去打听了几处，托了一个还有联系的旧同事，才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些消息——厂子破产清算的时候，查出张鸣在任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账目问题，具体是贪了公款，还是收了回扣，旧同事也说不太准，只知道人已经被停职审查，风声很紧，谁也不敢再跟他沾边，更别说主动上门去攀什么交情。
沈薇听完，站在原地，忽然生出一种荒唐到近乎想笑的感觉。
她原以为，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好歹还有一条现成的、肮脏却确凿的路可以走——那条路她知道价码，知道怎么开口，甚至可以说，她心里早就替自己找好了台阶：不是我想堕落，是形势逼我如此，是他主动提的，我不过是被逼到墙角，退无可退。
可现在，连这个“退路”都没有了。那个曾经坐在真皮沙发上、端着茶杯、笑呵呵说“帮衬帮衬”的男人，如今自己也成了一个说垮就垮、连去向都没人关心的名字。这个厂子，这座她住了半辈子、以为怎么塌也塌不到自己头上的靠山，如今真的什么都不剩了——连一个可以用来交换的、肮脏的机会，都没能留给她。
她站在厂区那条走了十几年的路上，忽然觉得脚下发虚，像是脚底那层她从没真正怀疑过的地面，此刻真真正正地、彻底地塌陷了下去。
原来连堕落，也是需要资格的。而她连这点资格，都已经没有了。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很平静地想，那接下来，还能剩下什么路可以走呢。